[2]因而1982年宪法有关宪法监督方面的规定更为具体。
此类案件数量较多，共64个，在所有案例中占比约70％。（二）政府附带违宪方式 在政府附带违宪方式中，法院以普通法规范为依据认定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违法，同时在裁判理由中援引相关宪法条文意指该行为亦构成违宪，旨在为其做出不利于行政机关的裁判提供支持。
因此，《宪法》第13条不能作为合宪性解释的依据。通过法益衡量得出实质判断之后，一定要找到法律根据，不能直接从实质判断得出判决，而仍应从相应的法律依据得出结论。在本文所考察的91个行政处罚诉讼案件中，基于案件事实的不同，法院的援宪说理呈现为不同的进路。仍以成怀山案为例，先前通过法益衡量确立了本案中言论自由之优位地位，基于实现保障言论自由的目的，法院可根据《宪法》第38条（言论自由）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2项中的侮辱言论进行限缩解释，将成怀山带有调侃性的政治言论排除在该行政处罚构成要件的范围之外。[3]亦有学者实证研究法院援引宪法，其中对司法实践中合宪性解释有零星的揭示，但缺少体系性的阐释与论证。
参见杜强强：《合宪性解释在我国法院的实践》，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其中的C具有重要作用，是优先陈述的集中体现。[44]虽然正当性理由化约成目的性理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一个正当性理由一般而言可以还原成（reducible to）或衍生自（derivable from）一个目的性理由。
在行政处罚一域，处罚法定是行政处罚的一般原理，形塑整个行政处罚规范体系，[57]《行政处罚法》第3条之规定和第二章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设定共同完成了对处罚法定的界定，其内容包括行政处罚主体法定、内容法定、程序法定和责任法定，其中法无明文规定不得处罚从根本上体现了处罚法定。在张慧容案及相似案例中法院以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洲权利的实现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公民行使自由和权利不能超出法律的规定等理由排除基本权利的保护，背后皆隐藏着通过法律而实施基本权利的观念。宪法上原则之间的权衡，主要表现在作为原则的基本权利之间，并通过对规范的解释与选择来进行。法院首先以《宪法》第36条为依据，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进而主张公民在享有该权利从事宗教活动的同时，亦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并认定张慧容组织基督教家庭教会信徒50余人，在街道进行游行、散发传单，不听从公安机关现场劝阻，持续时间长达5小时的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5条之规定，[21]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因而具备合法性，系对张慧容等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之合法限制。
这主要还是从功能主义角度对法院援用宪法作为理由依据的一个总体描画。[37]可见，基本权利规范属于原则还是规则，关键在于其具有初步性特征还是确定性特征，亦即基本权利旨在保障的是初步性的权利还是确定性的权利。
张慧容不服巴中市公安局巴州区分局治安行政处罚案（2015.03）则是以行使权利违反法律、法规为由限制基本权利的案件类型（该类案件共29个）。3．合宪性解释的运用过程契合部门法之一般原理 如果说合宪性解释运用过程中的文义限度尚且停留在一般法律方法层次的探讨，那么，此部分的内容则是沉潜至具体部门法层面的界限考究。而后以裁判文书中裁判理由（本院认为部分）或裁判主文涉及宪法援用为实质筛选标准。总之，宪法主要的拘束对象是国家权力，公民是基本权利规范受益人的角色并没有被根本扭转。
另外，还有在违宪审查层面作为保全规则的合宪性解释，即有违宪疑虑的法律存在数种解释时，应选择其中不违宪的解释。至此，这一衡量过程方才结束。[29] 三、援宪说理实践方式与合宪性解释的关系辨识 行政处罚案中法院的援宪说理呈现为四种实践方式，展示了司法实践之树的常青，这也多少令人充满惊喜。显见的例证是2016年6月最高法院发布《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其一方面明确规定民事裁判不得引用宪法作为裁判依据，另一方面又规定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一）援宪说理实践方式存在的现实困境 以规范意义上的法律方法及立宪主义宪法的基本理论为标准，可以发现上述援宪说理实践方式与之存在诸多扜格不人之处，本文将之归结于以下三个方面。这是因为，如果法律条文极为明确，而仍要进行所谓合宪性解释，无异于在法律解释的幌子下进行的违宪审查。
但在公民附带违宪方式中，法院所作的违宪判断却指向私人之间的侵权法律关系，即基本权利规范在公法案件中被作了私法化运用，这种将基本权利规范无条件地直接运用于私人之间的做法，模糊或消解了立宪主义所立基的公域与私域二分之基本立场。面对这一转向之需要，本文尝试从行政诉讼实践中的行政处罚规范切入，开展行政法领域的合宪性解释探讨。
[16]参见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漳行终字第13号行政判决书。随之，法院援用《土地管理法》第62条第4款、第63条、第66条第1款等规定，并结合个案事实认定原告的转让行为违法。[30]按照这种理论，上述案件所涉及的人身自由、住宅不受侵犯权等自由权之主要功能亦在于防御国家、防范公权力的侵害，在行政处罚这类典型的关涉公民与行政机关之关系的公法案件中，则存在着行政机关运用其行政处罚权侵害公民基本权利而导致违宪的可能。退而论之，即使认定《宪法》第51条这一负面构成要件成立与否，也并不能完全排除衡量的工作。同样地，随着各部门法针对法官援宪说理更为精细、体系的实证研究的开展，亦可预见，社会主义宪法传统中母法理论的消极影响，将在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警觉中趋于消逝。2．作为合宪性解释依据的宪法规范之识别 基于价值单向规范和价值冲突规范的区分，确定合宪性解释依据的宪法规范便存在两条方法论进路，下面分而述之。
第二条进路是在承载彼此冲突原则的宪法规范群中，通过原则权衡确定优位的宪法规范。参见黄明涛：《两种宪法解释的概念分野与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
若在前述假定的内在理论下，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便具有绝对的优先性，这将导致基本权利的保障范围极大的缩减。通过梳理，限制条件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行使权利侵犯他人权利或妨碍社会公共秩序，第二类是行使权利违反法律、法规。
在文义界限内，无论是单纯解释规则还是冲突规则的合宪性解释，均没有侵犯立法者的宪法具体化优先权，实为妥当。案例分析 一、以往研究的局限与转向 围绕2001年齐玉苓案及其批复的宪法司法化讨论，无论各界的纷争有多大，所达成的实质共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认真对待宪法。
以不同的论证思路作为标准，可以归纳出四种援宪说理方式。郑磊：《制度层面的合宪性限定解释》，载《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从实证梳理可以发现，绝大多数案件并非胡乱地将宪法依附于任意的行政处罚规范，而是将两者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以解决事实可能性的问题：一是涉宪的行政处罚规范具有限制或保护受处罚人基本权利的内容事项。例如，在王贵华诉南阳市公安局宛城分局治安行政处罚案（2010.10）中，法院认为：《宪法》特别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剥夺和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王贵华通知其亲属多人到现场强行拖拽姜书建离开南阳市工商局专业分局，致使姜书建的人身自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二则，对行政处罚规范存在两种以上解释可能时，在多项解释方案中做出合宪性选择，确定法律解释更为合适的方案。正如《宪法》第51条及第53条所规定，公民行使自由和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并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文章来源：《交大法学》2019年第1期。在中国宪法语境下的基本权利限制中，若法院做出的判断没有权衡的环节，这不仅使其丧失了一个理性的说理过程，也不免使法院的最终选择陷入价值专制的诘难。
再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5条规定，煽动、策划非法集会、游行、示威，不听劝阻的，处以相应拘留。基于保障宪法上的住宅不受侵犯权，该行政处罚规范对警察检查公民的住所做出特别的要求，不符合该要求即构成违法。
另一方面是法益相称性原则的考虑，即为保护具有优越地位的法益而侵害另一法益时，不得超越此目的所必要的限度。但法院的判决忽略了这一过程，而是以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为由，直接认定成怀山的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侵犯了他人的人格尊严，从而得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合法的结论。[16]法院认定上诉人对林丹娟的处分违反了《教育法》第42条、《宪法》第46条之规定，旨在论证该行为不属于内部管理行为而应纳入受案范围。基于此法益衡量，成怀山案中人格尊严（P1）和言论自由（P2）之间建立有条件的优先关系如下：一是在一般事务中针对公共官员公然使用侮辱言词，主观上存在恶意（C1）之下，保护人格尊严的利益优先，可表示为（P1 PP2） C1。
因为没收违法运输木材的行政处罚决定不能侵犯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否则便不符合行政处罚权的合法要件而构成违法。至此，法律仍有作不同解释的空间时，方才进入规整目的的认识从事解释。
这正如实践中，法院最后的解释与认定—原告利用传播快、范围广的网络发布上述侮辱国家领导人的言论，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公然侮辱、诽谤他人，且情节较重情形，由于作为合宪性解释依据之宪法规范的错置，导致了因侮辱而受处罚的范围不当扩大，进而有失偏颇。基于获得具备正当性的宪法规范，对法律规范中不确定法律概念进行合宪性填充或在多种解释可能中进行合宪性选择。
（六）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43]这些探讨都是试图在合宪性解释与传统法律解释之间进行衔接和整合。